山西东有巍峨太行如屏障矗立，西伴滔滔黄河似巨龙奔涌，山川形势险固，雄关险隘环伺，素有“表里山河”之称。这里是中国人类祖先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流交融之地，因此造就了根植于中华文明、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三晋文化，见证着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这件距今4000多年的陶扁壶上的“文”清晰可见。图为2023年6月28日拍摄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扁壶（中国考古博物馆藏）。 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
山西是古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是中华文化孕育形成的核心地带。距今约243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留下了最早的人类用火记录。800余处旧石器遗址和地点印证了山西在早期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约在7000年前，山西南部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已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为华夏文明的早期肇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与社会基础。具有4600多年开采史的运城盐湖，承载着华夏先民对文明起源的集体记忆。位于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陶寺蟠龙、写在陶壶上的朱书陶文以及陶鼓、鼍鼓、石磬等乐器，表明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制度文明。
叔虞封唐，“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形成了三晋文化因地制宜、顺时应变、兼收并蓄的底色。“曲沃代翼”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晋文公创立三军六卿制度打破了“公族掌权、层层分封”的宗法隶属关系。晋平公时范宣子制定《范宣子刑书》，晋顷公时赵鞅铸刑鼎公布成文法。侯马盟书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卿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纷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激烈政治斗争，为深入探究、挖掘、传承和弘扬盟誓文化、诚信文明、契约精神等提供了实证，是继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商周时期铜器铭文、战国至汉代竹简以后，中国早期文字的又一重大发现。
源于西周的晋祠，既是晋国宗祠、三晋之根，又是三晋政治、历史和人文精神的千年之园，浓缩了三晋文化的精髓，见证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经过历代修缮营造，晋祠发展成为集宗教、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群，是三晋大地上的文化瑰宝。